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强调:在政治格局变动下,加密监管正在重塑,真正紧迫的是传统金融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詹卡洛指出,在美国政治格局变化中,加密货币的监管方向正在重新调整。他强调,真正感到紧迫的并非加密行业,而是传统金融。他表示,传统金融若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犹豫不决,可能会将主导权拱手让给海外市场。他预测,诸如预测市场之类的新金融基础设施将彻底改变未来的决策结构。
詹卡洛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联合主席,并于2017年至2019年担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期间主导批准了比特币期货产品并推行了“不伤害区块链”的监管原则。他在近期采访中探讨了政治进程如何改变加密监管方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责划分,以及预测市场的增长潜力。
政治更迭与监管走向
詹卡洛将上一届政府初期的进程定义为“第一阶段”,当时的目标是替换那些负面或压制性的政策与监管官员。据他描述,以保罗·阿特金斯和迈克·塞利格等人为核心,开始着手清除“压制加密行业的不良政策”,其结果是,最具攻击性的监管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他指出,政治动态仍然是加密监管的核心变量。在国会、行政部门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博弈中,监管方向不断摇摆,政权更迭和人事变动直接影响监管强度与解读。因此,加密行业和投资者必须理解“整个政治过程”,而不仅仅是单个机构的声明,才能准确把握监管风险。
传统金融的困境与竞争风险
詹卡洛强调,监管不确定性的受害者并非加密初创企业,而是传统金融机构。加密开发者和建设者即使在监管相对空白的情况下也能试验新产品和服务,但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却因法规模糊而无法全面进入数字资产业务。
他警告,若这种空白长期持续,可能损害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项目和资本可能流向监管更清晰的地区,十年后,从海外成长起来的参与者反过来侵蚀美国市场是完全可能的情景。他主张,全球最大经济体仅依赖诉讼和判例来解释数字资产监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亟需通过立法建立明确标准。
监管明晰化的前景与立法关键
对于监管明确性何时到来,他预计“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大于无法实现的可能性”。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难以完全忽视数字资产,并且加密技术正成为未来金融基础设施重要架构的认知,正在整个政治圈逐渐扩散。
但他强调,关键在于建立“何种”法律基础。需要的是一个平衡的法律框架,既能将加密技术纳入制度体系,又不会因特定政治势力的偏好而施加过度监管。他认为,只有建立起既能保护创新又能严厉惩罚非法与欺诈行为的“健全法律基础”,美国才能在长期内保持数字金融竞争力。
预测市场的潜力与监管框架
詹卡洛特别关注的领域是“预测市场”。他评价预测市场能提供比传统民意调查更准确的预测。他解释,问卷调查容易受受访者偏见和社会期望偏差影响,而预测市场通过“需要投入真金白银的结构”,促使人们基于自己真正相信的信息而非偏见来行动。
他将预测市场的扩散比作网约车服务的成长。初期虽存在监管空白和争议,但最终在制度规范下成为大众服务。预测市场同样有望在逐渐清晰的监管框架内成长,并可能成为企业、政党和政府在长期政策与重大投资决策中可以使用的“信息基础设施”。
詹卡洛指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作用长期以来被低估。他预计,基于其在衍生品和风险转移市场监管方面的经验,该委员会将在数字资产衍生品和预测市场监管中发挥核心作用。他表示,若预测市场出现欺诈或操纵问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准备好积极制定规则并采取执法行动。
监管的核心:区分资产性质与内幕信息
他还将区分“具有实用性的代币与非实用性代币”列为需要监管明确性的核心要点。主张区分能创造技术与经济价值的代币和单纯投机性资产,并为前者明确允许范围与保护措施,市场整体才能成熟。
随着预测市场成长,关于如何将现有“内幕交易”监管应用于此市场的讨论也日益热烈。詹卡洛认为,美国证券法下的内幕交易监管原本设计适用于有限领域,不应将同一标准简单套用于预测市场。
他认为预测市场的目的并非为了特定群体利益而垄断信息,而是向社会传播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与企业业绩或并购等传统证券领域不同,允许人们将关于政策、选举、宏观经济事件等信息“按其已知情况反映在价格中”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用。此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将减少,价格发现功能也将增强。
反对全面禁止,主张精准监管
詹卡洛反对仅因风险就全面禁止加密货币等新技术的想法。他指出,所有创新都伴随潜在的副作用,但因此扼杀整个技术会导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损失。相反,应在现有法律体系内严厉制裁具体的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监管沙盒或逐步允许等方式,为技术本身保留实验空间。
他特别就加密行业发生的各类欺诈事件划清界限,强调“欺诈就是欺诈”。不能因为冠以加密货币之名就免除法律责任,完全可以利用现有证券法、金融法以及一般欺诈罪规定进行惩处。监管机构的职责是设计和监督合法产品与服务的框架,而非禁止整个技术栈。
监管机构的角色与竞争
詹卡洛认为应明确区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差异。据他解释,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企业筹集资本的“资本形成市场”,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管理转移和分散农产品、原材料、利率、货币等领域风险的“风险转移市场”。因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辖的市场本质上倾向于信息共享和价格发现活跃,这种特性可能延续到加密衍生品和预测市场。
他还认为,两家机构之间的“竞争”反而提升了监管质量。尽管存在管辖权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但此过程迫使各机构建立更高效、一致的监管框架,最终有益于市场和投资者保护。他特别指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全球首次为比特币期货等加密衍生品建立全面监管框架,是树立全球标准的事件。
为未来世代负责的监管设计
在采访最后,詹卡洛强调:“我们这一代有责任为子孙后代妥善设计加密监管。”由于数字资产和链上金融基础设施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当前的监管选择将决定未来世代的竞争力与金融可及性。
他指出,监管的根本责任在于为合法的金融产品与市场建立清晰框架,若因政治反感或短期风险而全面禁止“法律允许的产品”,长期来看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围绕加密和预测市场的争论,归根结底是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将成为决定美国乃至全球数字金融秩序的关键分水岭。
正如詹卡洛前主席所强调的,数字资产监管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宏观与制度设计交织的“未来金融基础设施”问题。从预测市场、链上衍生品到代币效用区分……能读懂监管方向者与不能者的投资成果,注定将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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