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vs香港：加密企业选择中心前的真正考量_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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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vs香港：加密企业选择中心前的真正考量

2026-06-30 20:44:39

两年前，一家亚洲加密货币衍生品平台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他正将牌照申请从香港转移到迪拜。他说："在证监会完成审批前，我们可能就得烧掉一轮融资的全部资金。"该公司的资金转移到了迪拜，但工程团队仍留在九龙。这种模式——牌照实体在一座城市，核心团队在另一座城市——如今已成为加密企业选择中心枢纽的常态。现有数据表明，迪拜在注册企业数量上已遥遥领先，但这场胜利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

ChangeNOW 战略部门研究了我们能够获取的所有公开监管文件、牌照登记册、银行通告、税法以及企业服务提供商报告。由此呈现的画面是：速度与深度之争、模块化与整合之争，再加上地缘政治暗流——坦率地说，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税收政策。

数据背后的叙事

到2025年，迪拜多种商品中心（DMCC）加密中心注册的加密和区块链公司已超过750家。相比之下，2021年这一数字还不到500家。这一增长显著扩大了阿联酋在加密商业领域的可见影响力。与此同时，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持续吸引着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及其他数字资产公司；这些企业在各自区域内的监管框架下运营。

相比之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维持着一套专门针对虚拟资产交易平台（VATP）的牌照制度。根据2026年5月29日更新的SFC名单，香港共有13家获得完全牌照的VATP，另有6家VATP申请仍在处理中。SFC的公开名单还明确指出，那些被视为"视同持牌"安排下运营的申请者并未正式获得SFC牌照，仍需等待最终监管批准。

这些数字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DMCC注册反映的是在自由贸易区商业生态系统中成立公司，并不构成提供受监管金融服务的授权。相比之下，SFC的VATP牌照是一种监管批准，允许平台运营商在持续监督下开展特定虚拟资产交易活动。因此，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市场需求，更体现了根本不同的监管类别。

这两地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它们拥有多少家公司，而在于它们如何监管这些公司。阿联酋建立了一个将自由贸易区设立与虚拟资产专门规则相结合的体系。香港则采用了以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托管规则和持续监督为核心的牌照模式。

因此，如果仅仅比较迪拜的注册公司数量与香港的持牌VATP公司数量，可能会得出两地之间直接迁移远多于实际情况的结论。实际上，这些数字展现了构建数字资产基础设施的两种不同路径。

监管：速度与精确性之辩

迪拜虚拟资产监管局（VARA）于2022年3月成立，并制定了一部相当详细的规则手册，详细说明企业必须做什么、每一步该怎么做，以及每个阶段需要提交哪些文件。创始人们告诉我们，步骤的可预测性与速度同样重要。

香港证监会则采用基于原则的方法。它要求VATP申请者证明其设计的系统能够满足监管机构在投资者保护、反洗钱和托管方面的期望，但并不会给申请者一张检查清单。这种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位在两个市场都活跃的风险投资者告诉我们："在迪拜，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在香港，我知道标准很高，但直到深入流程之前，我都无法确切知道SFC想要什么。"

两种模式并无明显优劣之分。迪拜基于明确规定的清晰度吸引了需要快速行动的初创企业创始人。香港基于原则的监管则吸引了需要养老金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认可的监管背书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两种模式服务于市场的不同领域。

银行准入作为竞争优势

2024年12月，有报道称，阿联酋的银行，包括Emirates NBD和Mashreq等大型本地银行，已开始接纳某些由VARA发牌或获得原则上批准的加密公司。这一过程仍然高度个案化，并主要受反洗钱担忧驱动。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一家获批准的实体拥有稳固的合规体系和实际的运营场所，它们在合理时间内开设银行账户的机会会更大。

银行通常采取更严格的尽职调查，而非硬性规定，包括监管状态证明、资金来源文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大量的流动性缓冲或冻结存款。然而，并没有确认的监管要求强制规定固定的"六个月运营费用现金覆盖"；这似乎是市场惯例，而非标准化规则。

尽管机构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处于种子期的小型加密公司仍因被视为存在反洗钱和声誉风险，而频繁遭遇开户被拒。最终的结果是，谁能获得银行服务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区分。已产生收入的持牌公司往往能直接排在队列前面。但早期初创公司，即使在阿联酋注册成立后，在尝试开设企业账户时仍经常碰壁。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持续推动银行对虚拟资产客户采取以风险为本的方法，从根本上禁止全面封杀或完全排除。这与2022年至2024年间发布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式指引保持一致，该指引强调比例原则和加强尽职调查，而非一味拒绝。

到2024年底，包括OSL和HashKey在内的多家持牌VATP，已成功与汇丰、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香港）等知名银行建立了银行关系。这标志着在SFC的牌照框架下，情况正逐渐正常化。

然而，香港的市场准入在结构上受到牌照门槛本身的限制。SFC的监管框架仍然是全球最严格的框架之一，要求公司在获准运营或甚至接触零售银行渠道之前，就建立完善的治理、托管和合规基础设施。因此，只有少数公司能够发展到银行整合变得相关的阶段。

然而，一旦获得牌照，香港的平台就能受益于与城市金融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持牌VATP可以连接港元结算的快速支付系统（FPS），而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法币通道则通过香港成熟的代理银行网络运作，从而实现本地货币的近乎即时的零售存款和取款。

实际意义并非简单的资本与监管的二元对立，而是市场准入的顺序差异。

在迪拜，银行准入通常由监管状态、运营实体性和银行风险偏好共同决定。资本充足且证明合规准备就绪的公司，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甚至在牌照申请阶段或刚获批后，就可能获得银行关系。

相比之下，在香港，银行基础设施的准入实际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完成SFC的牌照审核流程。虽然这造成了更高的初始进入门槛，但一旦获得授权，就能实现与成熟金融体系的更深度整合。

因此，资金充裕的初创公司可能会在阿联酋比在香港获得完整的VATP牌照更早获得银行服务。反之，获得香港牌照的平台则在更深入嵌入的机构支付生态系统中运营，这反映了该司法管辖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长期地位。

结论

这就是迪拜与香港的比较比通常的标题数字更有趣的地方。迪拜可能提供更快的设立流程、更清晰的阶段划分以及更早的银行准入机会，但前提是公司能够真正证明其运营实体性和合规准备就绪。而香港则依然进入门槛更高，但一旦公司跨过牌照门槛，就能与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建立更深的联系。

因此，对于加密运营商来说，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哪里更容易注册公司。而是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将牌照、银行、支付、人才、税收风险和商业信誉整合到一个真正行之有效的结构中。

在许多情况下，答案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一家公司可以在迪拜注册一个实体，将其工程或产品团队留在香港，通过更成熟的金融中心安排机构关系，并在其他地方处理创始人的居住或资金管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套利，而是跨司法管辖区构建加密业务的现实，每个司法管辖区解决运营栈中的不同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迪拜与香港的问题不应止步于注册地选择。更有价值的问题是，这两个司法管辖区如何融入同一个公司架构。在下一篇专栏中，我们将探讨该决策中的税务和居住方面，并解释为什么创始人的最优安排可能更少取决于选择哪一个城市，而更多取决于了解哪一个功能应该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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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速度与精确性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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